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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乎舞雩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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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ril 01 茅于轼“廉租房厕所论”一丁点错都没有“廉租房应该是没有厕所的,只有公共厕所,这样的房子有钱人才不喜欢。”——茅于轼此语,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一丁点错都没有。我非常奇怪,为什么这次还会有那么多人批评他。据我目力所及,批评的文章虽多,不外乎是从两个方面出发:一、此举无法防止富人寻租,纯属富人(制度)生病,穷人吃药;二、从文明的角度出发,穷人不该受此侮辱。下面一一分析。 厕所与寻租 没有人会说防止寻租不重要,包括茅于轼——茅于轼之所以批评经济适用房提倡廉租房,其核心出发点正是寻租。因此,关键的问题是如何面对寻租现象。许多人说从制度上防止寻租最重要,这样的话无比正确,简直就是正确的废话。例子可以随手拈来,比如我们搞了这么多年的经济适用房,寻租问题解决了吗?而其他领域的寻租现象更是所在多有,不胜枚举。所涉者大,难以一一展开,但不管是从权力监督还是从社会信用系统缺乏的角度看,均非一日之功,甚至可以说在可预见的未来几年之内难以解决。如果承认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那么还会有什么办法?正如茅于轼所说:廉租房不设单独厕所,“这实在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了”。 很多批评者说,哪怕廉租房不设厕所,仍然无法避免被富人寻租。这话也没错,不管再细碎的肥肉总是会引来苍蝇。但是没厕所的房屋与有厕所的房屋相比,寻租的冲动总是会小一些吧。而最关键的在于:没厕所的房子富人不会去住(原谅那极少数变态的富人吧),因此至少可以保证一点,最后真正入住廉租房的绝大多数是穷人。换言之,哪怕所有的廉租房都落入寻租者之手,但至少穷人最终能够有个安身之地——不管是通过正规的途径向政府租住,还是忍受不公平向富人租住。而如果房子修得太好,那寻租者得手之后不管是自住还是出租,穷人连边都沾不上,这一切在经济适用房的寻租现象中已经看得很清楚了。请注意茅于轼的原话“这样的房子有钱人才不喜欢。”,茅于轼并没有说这样能够完全防止寻租,但即使不能防止寻租,“有钱人不喜欢住”仍然非常重要。 是否侮辱穷人 另外一种批评是说单独厕所是文明的象征,而不设单独厕所是对穷人的“制度性羞辱”,认为茅于轼只考虑到了“有钱人不喜欢”而没有考虑到“穷人是否喜欢”这个问题。评论者为弱势代言是美德,但即使如此,也应该更审慎一些:太过冒昧的代言是一种僭越。穷人是否会感到被侮辱,是否会喜欢,最可靠的做法是先去问问穷人是怎么想的。以我个人的生活经历,我曾经在广东东莞的工厂打过几年工,自问对打工者的生活环境还算熟悉。在广东某些工厂宿舍有过一些“夫妻房”,不要说单独厕所了,只有五六平方米,一床一桌而已,用薄板隔开,隔音都成问题。而这样的“夫妻房”外来工都很喜欢,诸位看过报纸上关于夫妻房的照片吗?——那种喜悦是装不出来的。 秦晖曾经提出城市应该有贫民窟,在这次批评茅于轼的评论者当中,有很多人曾经是支持秦晖观点的,让我不解的是:难道没有单独厕所的廉租房会比贫民窟更差?考虑到中国有数以千万计的留守儿童、留守妇女、留守老人,如果我们能够让数千万农民工家庭住上没有单独厕所的廉租房,这已经是中国最大的文明,最了不起的成就。以中国的经济状况和进城贫困人群的数量之多,社会保障的“广覆盖、低成本”策略就是当然之义。具体到廉租房,合理的策略应该是:成本低、条件差、数量庞大、身份审核宽松(只要愿意去租均可默认是穷人)。有没有单独厕所,也许只是肉食者才会为之耿耿的问题。也许有人说现在的廉租房不是为农民工准备的,但农民工应不应该也有使用廉租房的权利?就解决留守问题来说,廉租房是不是相当不错的方案?如果我们现在只考虑拥有城市户口的贫民的住房问题,而不考虑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工如何在城市安身,廉租房这个话题的意义将大打折扣。而如果把农民工也考虑进去,那廉租房就绝不能建得太好,因为建得越好,农民工享用的可能性就越低。别的评论者是怎么想的我不知道,但让茅于轼牵肠挂肚是农民工可以确认。顺便说一句,能够看到这篇文章的人,绝大多数都不在廉租房考虑的人群之内,因为都还不够穷。而之所以引起这么多人反对,正说明茅于轼的观点无比正确:能否接受无单独厕所的房子的确是甄别贫富一个重要的指标。 谢谢茅于轼再次掀起关于廉租房的讨论,虽然当下最关键的问题还不是建什么样的廉租房,而是政府建不建廉租房,但至少我们先想清楚总是必要的,以免重蹈经济适用房的覆辙。有人说,茅于轼已经老了,老得让人失望;张五常说,经济是老人的学问;我更愿意相信后者。 评中评:给时评作者的五个基本要求上期评中评预告了“也许我会批评国内时评界”,因为“实在是有些看不过眼了”。拖了好几天,先向诸位道歉。究竟要不要写?坦率地说,也不是没有过犹豫,毕竟自己就是干这一行的,以后恐怕也还得在这行混饭吃。所以拖了几天对我来说是好事,可以让我冷静下来。不过下面我在举例的时候仍然会指名道姓,一方面我们不是经常批评新闻报道中的“某官员”、“有关部门”吗?不能涉及自己就用另外一套标准;另一方面这些人都是我很敬重的时评作者,但在这篇文章,我想以批评来表达我的敬重。如有说得不对的地方,请指正。
此前对批评时评影响较大的是叶匡政的《时评正在成为一种脑残文体》,用语很直白,反对和支持的声音都不少。我对此是基本认同的,但叶文的不足之处是以揭示现象为主,而分析原因比较少。我自己偶尔也写时评,同时还是编辑,也算阅时评无数,以此为基础,谈几点写时评的要求。我以为,这是最基本的。
一、明辨新闻事实
如果你的评论是基于虚假的事实,那就没有任何意义。不要完全听信媒体报道,很多媒体是不靠谱的,很多媒体人的职业素质是值得怀疑的。众所周知的是黄静案,最后发现事实未必像先前想像的那样;我还想提的是彭宇案,最开始不管是纸媒还是电视媒体,平衡报道都做得很差:以影响最大的南京某电视栏目的节目来说,老太太一家发言的时长不到十分之一,尤其是其中一个段落,彭宇说了很长时间,轮到老太太一方,居然连一句话都没有说完就被硬生生切掉了。当时我感慨,给我同样的素材,我可以编出一个指向完全相反的片子,这个一点都不夸张。
至于"张孟苏",当初也是骗倒了一大堆时评人,骗局穿帮之后,居然有时评人说"不管张孟苏的事件是否虚构,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教育弊端确实存在",难怪有人说"时评作者不要沦为耍嘴皮的诡辩家"。最近的一例是北外女生被退学。作为时评人,要有分辨的能力,这是基本功,不要说"我怎么知道这是假新闻",可供参考的指标很多:比如该媒体的公信力如何,该篇报道的质量怎样,等等。
二、多收集相关资料
光辨别新闻的真假只是第一步,还需要多查找背景资料。比如这次茅于轼的"廉租房论",原新闻只有一句话:"廉租房应该是没有厕所的,只有公共厕所,这样的房子有钱人才不喜欢"。但是茅于轼为什么会这么说?他所说的廉租房的对象是现有政策规定的具有城镇户口的贫民,还是包括了农民工在内?这些信息在新闻中都是没有的,需要自己去找。
很多人完全基于这句话就开始大发评论,批评茅于轼没注意到寻租才是最关键的原因,茅于轼歧视穷人(实际上我认为单就这句话茅于轼也没错,但这涉及到知识储备和生活经验的分歧,这里就不展开了)。茅于轼怎么会不懂得寻租最重要?又怎么会歧视穷人?——如果对茅于轼以往的言论和行为有所了解。比如刘洪波老师说茅于轼提出了一个新概念:"争取农民工住廉租房,多大的建议,茅先生为何未说出重点,而去谈论厕所不要有,并身受舆论的炮火?是不是茅先生没有意识到他的廉租房不同于政策上的廉租房,从而忽视了一个重大的建议?"其实这哪里是新概念啊,这是茅于轼的老生常谈,而且,这不能怪茅于轼没说清楚(正如前面所说,这是访谈里面的其中一句而已,而非专论),而要怪评论者资料收集工作做得不够。
而张鸣老师基于对穷人和茅于轼的了解,说"那些攻击茅于轼的伪穷人立场",我更赞成张鸣老师的看法。我认识的时评人莫之许,水平不可谓不高,但据他说,写评论之前一般也会花两个小时收集相关资料,我想这是值得学习的。
三、不要简化批评对象
很多评论喜欢骂批评对象愚蠢、愚昧,说某件事如何荒唐,如果这些话不是意气之语,如果不是因为前面提到的两个原因,那就是作者根本未能洞察事件背后的合理性。摄影记者卡帕有句大家耳熟能详的话:"如果你拍得不够好,是因为你靠得不够近",换成写时评,或可说:"如果你觉得不可思议,是因为你了解得不够多"。以肖志军事件为例,大多数评论都集中于签字制度,在我看来,是因为他们觉得肖志军的所作所为不可思议,所以只能习惯性地用那套法律、制度话语。而实际上的肖志军这样的人很多,他不过是知识谱系落伍而已,不是说一句"偏执"就可以完全抛开的。如果能够理解肖志军的行为模式,那这件事最有意义的讨论也许是中国的社会隔膜。
再比如范美忠事件,郭松民之所以会在一虎一席谈落下风,还是在于太轻视对手了,难怪有人说会说"范美忠给时评家上了一课"。还有近期很火的《中国不高兴》,真的那么一无是处?至少我读了之后觉得不是那样的,而大多数报纸的评论都是一边倒批评该书,比如徐迅雷老师的《因为不高兴一路反到底》,有朋友跟我说文章一气呵成,读了很快意,但所以"快意",也就是出了一口气而已。我同意曹林兄所写的《"理性爱国主义"垄断理性符号太霸道》:"这是一本炒作色彩浓厚的书。""其间不乏深刻洞见和理性判断。""动不动就骂别人是"左愤",其实自己何尝不是"右愤"呢?"
之所以会简单化、矮化批评对象,在我看来一是因为偷懒;二是太过放纵自己的情绪。这样一来,等于人为把对手的水平降低,批评起来固然方便了,但“自己树靶子自己打”有什么意义呢?
四、不要急于"学以致用"
经常看到很多评论使用不恰当的分析工具,明显可以看出,作者是先知道了某个概念,太过急于"学以致用"。印象比较深的是几年前的曹林,经常看到他的评论引用某个政治学、经济学概念,但运用得未必恰当,比如用"边际效应递减"这个概念说姚明不应该得劳模,明显运用不当,这么说来,把盖茨评为全球最伟大的企业家也是没必要的,反正他也那么多荣誉了。关键的问题应该是是否名正言顺?我个人认为,之所以让人别扭是因为:劳模是计划经济之下的激励机制,而姚明是市场经济的成功者。
何清涟很早写过一篇《经济学理论与"屠龙术"》,批评经济学学者不搞脚踏实地的调查,只是坐在书斋纯粹靠理论发言。何清涟的批评完全适合时评人,且不说很多时评人连屠龙术还只是皮毛,远远不如何清涟批评的经济学学者。不知道是巧合还是经济学是显学,这种情况在经济评论中比较常见,很多经济评论连语气都把张五常学了个十足,但其经济学功底实在不敢恭维。所谓“厚积薄发”,这是急不得的。
五、不熟悉的领域不要写
翻开报纸评论版,到处都是那么几个熟面孔,不仅量大,而且关注的领域也广,简直无所不通,让人惊讶。在我看来,要写好时评,首先是要熟悉,要么有专业知识,要么有生活阅历。临时抱佛脚的准备工作做得再足,也无法填补专业知识和生活阅历的短板,何况很多人还基本不做准备工作。所以很多评论仔细一读,还真是"卑之无甚高论",而最可怕的不在于言常人之所言(虽然有其价值,但毕竟价值不大),而是很可能犯错。
比如张鸣老师曾经写过一篇《中国观众看比赛时别乱嘘》,说奥运篮球比赛运动员罚球时中国观众的嘘声很不文明,其实如果经常看NBA,就知道这是常态,甚至可以说是篮球文化之一种。不仅仅是中国人这么做,说起来我们还是向美国人学的,即使硬要说不文明,至少也应该提到这个背景。张鸣老师这次少有的失手,很明显是因为贸然闯入不熟悉的领域。张鸣老师已是相当慎重的了,大多数评论都是关于教育与政治的。其他"万金油式"的时评作者太多,不提也罢。这点我也要自省,隔一天写一篇评中评太频繁了,虽然更多的只是综合众多评论者的意见,但也难免说错话。
其实这五点并不是那么界线分明,而是互有交集,这么写只是为了行文方便。写出来希望与其他时评人、时评编辑共勉。现在时评很热,但同时又是泥沙俱下,从业者不自重,读者放弃的那一天也就不会远了。 November 27 zt:寻找外来工罗炼寻找外来工罗炼
◎24岁的他,从湖南到广东打工5年,今年中秋夜失踪了。月饼盒中他留下一张纸条:“终生役役而不见成功,苶然疲役而不知所向……” ◎姐姐们说,我们不了解他;工友说,他不合群,常独自读《庄子》 ◎他为什么离开,去了哪里,是生是死?他,还有成千上万与他境况相似的外来工,他们除了工资,是否需要更多尊重、关怀、成就感?我们寻找罗炼,也寻找答案 2008年9月14日失踪时,24岁的罗炼是南海某家具厂的学徒。那一天是中秋节,工厂发给罗炼一盒月饼,他吃了2个、留下2个,并在留下一张手写字条后失踪。 罗炼,男,24岁,湖南浏阳沙市镇人,2003年南下广东,至今打工已5年。他于今年中秋节失踪,并在月饼盒内留下纸条一张:“终生役役而不见成功,苶然疲役而不知所向,讳穷不免,求通不得,无以树业,无以养亲,不亦悲乎!人谓之不死,奚益!” 外来工罗炼失踪了,我们和他的亲人一起寻找。他为什么出走,为什么留下这些话语?出走之前,有谁了解他?我们在寻找罗炼,也在寻找答案。 和罗炼一样,成千上万带着梦想的外来工来到南方。作为独立个体,他们渴望尊重,渴望成功,渴望被关怀。但现实将他们禁锢在流水线上,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他们的才华或许被埋没,他们的思考或许被忽视。有多少人曾经追问,除了工资,他们需要的是不是还应该更多?千万个打工仔中的一个,罗炼,失踪了。我们寻找,寻找答案。 如果你有罗炼的行踪下落,请告知我们,以便告知罗炼家属。 如果你有罗炼的失落、彷徨,或不被理解的苦衷,也请告诉我们。 如果你对罗炼其人其事有自己的见解看法,同样请告诉我们。我们的 热线15099881111. 有点“怪”的80后工友 两个多月来,工友、亲人不停地寻找罗炼,只有他身在湖南的老父亲还不知情。他是生是死,去了哪里,为什么离开,还会不会回来?至今成谜。 他不爱说话,有点清高 “我总有一种感觉,他不适合做这行”,28岁的邓丰如是罗炼的师傅。今年3月,罗炼被三姐夫朱建锋介绍到厂里,跟着邓丰如做学徒,每天负责为家具上漆。 油漆工是个耗时间也要体力的工种。譬如为一个两扇门的衣柜上漆,“喷少了色浅,喷多了太重,两边还要均匀”,流水线作业外,还要将家具搬来搬去。到家具厂前,三姐夫征求罗炼意见,说工作很苦很累,月工资只有五六百元,但罗炼接受了。 身高1米73左右的罗炼略显单薄,“他刚来时很多东西搬不动,说过很累,后来就慢慢习惯了”,邓丰如觉得这个徒弟有点怪,“比较内向,不爱说话,从来是问一句答一句,不问就什么都不说”。 邓丰如说“我是他师傅,年纪也差不多,从来没把他当徒弟看,可就是不知道他有什么想法”;同住的工友也说不了解罗炼,“他从不肯主动和我们谈话,有点清高”。有人觉得罗炼很幸运,在家具厂有七八个老乡,但不善交往的罗炼却显得“不合群”,甚至有点孤寂。 罗双归算是和罗炼谈得来的工友。工厂今年9月搬迁前,10人同住的宿舍里,罗炼分在靠门一张床的上铺,罗双归住在对铺,又是罗炼的“师兄”(跟同一个师傅)。在罗双归的印象中,半年来罗炼只主动说过两次话,一次是问出师后每个月能赚多少钱;另一次是说自己以前跑地产时,踩着单车跑业务,一个月把车坐垫都磨烂了。 他看的书之乎者也,工友不懂 罗炼的“不合群”不仅是话少。 “他很爱干净”。工友们说,每天上工,油漆会洒上工衣、手脸和头发,时间久了衣服前襟各种污渍颜色混杂,手指间也是驳杂的油漆,不少工友懒得洗就直接去吃饭,“他不会,一下班就会去换衣服洗澡”。 工友们每天早上8点上班,晚上10点半左右下班后,是一天难得的放松时间。所谓放松,“一般只有聊天和打牌”,罗炼却习惯烧些热水,边泡脚边看一本厚厚的《庄子》。 “他的书我们看不懂,都是之乎者也”,同住的工友邓彰合说,他曾翻过几页罗炼看的书,觉得太过深奥并不喜欢。他称工友们平日看的多是小说和杂志,工厂所在地较偏僻,能借到买到的书不多,“罗炼也找我借过书看,易中天的《品三国》,他看得比我还快”。 工友们下班后也会凑在一起闲聊和打牌,玩麻将、斗地主,罗双归说这些活动罗炼大部分不参与,有时在一旁看也不做声。刚搬到新厂时,厂里活计少工人们常休息,罗炼也曾打牌,但仅有的几次都非常谨慎,“手里的牌没赢的希望,绝不拿底牌”。 他不爱上QQ,手机里没几条短信 同厂的工友放工了也学着上网。绰号叫“黑牛”的工友说,一帮老乡在QQ上互加为好友,找MM聊天、在网上斗地主,罗炼有时也上网,但他的QQ半年没上线,号码也没老乡知道,“要么看电影,要么在网上看小说”。 夜里工友们聊天,话题常常会谈到女人。工友开玩笑说“厂里没女工,这里是‘和尚班’”时,罗炼从不插嘴,偶尔玩笑开到他头上,“他会很认真,总说‘你们别再说我了’”。 工厂的生活简单而枯燥,手机也是工友们与外界接触的最重要方式之一。 罗双归说,今年有几个工友换了手机,工作间隙开始流行玩一种叫“华容道”的手机拼图游戏,“我是最快拼完让曹操脱险的,可罗炼弄了一晚上都没搞定,有人还笑他”。罗双归还记得,“罗炼很认真,专门找木板做了个拼图,花了一个月时间,一下班就练”。 邓彰合说,工友们无聊时很多用手机和网友聊天,罗炼则不然,“他手机里没几条短信,只存着3个姐姐的电话”。据说,罗炼的手机款式很老,“存的歌也是《夜来香》什么的”。 尽管被工友们觉得比较怪,但“他至少有时还和我们一起玩”,老乡兼工友罗双归这样评价罗炼。在有的工友看来,罗炼有一帮老乡工友,有个住得离工厂不远的姐姐、姐夫隔三岔五地操心问候,理当不会落寞。 “没人真正了解他” 80后打工仔罗炼的打工生涯不可谓不辗转。他先后到过深圳、珠海、中山、佛山,进过电子厂、制衣厂、印刷厂、咖啡厅,做过保安、油漆工,还跑过太阳能和房地产生意,在做房地产接单时,还曾想象着自创企业上市。 罗炼有三个姐姐,大姐和二姐在湖南老家,三姐和三姐夫在佛山高明做生意。姐姐们说,她们都不了解这个最小的弟弟,只怀疑母亲2006年的死对他打击很大。罗炼失踪后,宿舍中留下一本日记,其中撕得仅剩一篇,三个姐姐从这篇日记猜测,弟弟的失踪可能与母亲之死有关。 罗炼2002年高三未参加高考,辍学读职中。2003年被学校推荐到深圳一家电子厂打工,因工作辛苦,后在家人帮助下到珠海一家制衣厂负责发材料,后来再到印刷厂打过工、推销过太阳能,进过咖啡厅做侍应,2005年还做过1年小区保安,去年底跑过地产推销,后来还在中山帮二姐看店不到半年,直到今年被三姐夫推荐去做油漆工。 “他心很高”,二姐罗娟说,弟弟去年跑地产时甚至还写过一份计划,想象着几年后自己开几家分店,甚至未来自己的公司怎样上市,“很理想化的一个人,但真正做起来很难”。 罗炼母亲死于2006年,“在老家煤气中毒,到现在也不知道是意外还是自杀”,三姐罗蕊说,弟弟平日很少打电话回家。那段时间,却几乎每天给在老家的父亲打电话,“只问吃饭了没之类,一直打了半个多月,我知道他很孝顺,是用这种方式来安慰父亲”。大姐罗雅称父亲当时表示,老伴走了为了儿子也要活下去。 “(家里)没人真正了解他”,罗娟说,或许是母亲过世带来的阴影,或许是家中独子的心理压力,或许是家人对其期望太大,三个姐姐心目中的弟弟已经长大成人,虽还没有结婚,也不知道是否谈过恋爱,“我们从物质上可以帮到他,他的想法方面并没怎么关心。有时也不敢说他,或者不能说得太重”。 独自抽烟喝酒后一去不归 罗炼失踪后,他的家人、工友找遍了工厂附近的超市、网吧,报警并在网上发寻人启事,至今一无所获。工厂宿舍床位悄然易主,他的被褥、书籍被清理后不知所终。在罗炼失踪12天后,厂方贴出通知,称他长时间旷工,因而工厂单方面解除合同。 “看了他留下的纸条,我曾想过他可能会想不开”,三姐夫朱建锋说,周围一带几乎找遍,但生不见人,死不见尸。“如果找不到他,我父亲算是完了”,大姐罗雅担忧。身在家乡的老父如今还不知情,家人曾找了一个堂弟冒充罗炼给他打去电话。如今年关已近,“往年过年他都会回家,和家人一起团圆”。 9月14日,罗炼失踪的那天,工厂给每人发了1盒月饼,每盒4个。 上午10时许,工厂放假打扫卫生。罗双归说,快下班时,罗炼说觉得饿,在车间里开月饼盒吃了1个月饼,后来工友们各自回宿舍。“他看起来并没有什么异常,只是走路比平时快一点。” 上午10时30分左右,师傅邓丰如抱着小孩去宿舍叫罗炼到家中吃饭,罗炼正在阳台独自抽烟,“我问他在我这里还是去他姐夫家吃饭,他说还没定,准备洗澡”。10分钟后,邓让妻子去叫,并拿100元给罗炼当零花钱,邓妻再次因罗炼在洗澡无功而返。 上午11时许,邓妻把钱送到,罗炼在宿舍正吃第二个月饼,推辞说不去吃饭,“当时他穿短裤,头发是湿的”。 上午11时20分左右,邓丰如到超市买啤酒遇到罗炼,罗当时正坐在超市外的方凳上喝一瓶啤酒,“我给他一瓶他没要”。随后邓丰如催他快点出发,因为“到高明坐车都要半个小时”。 下午4时许,因罗炼手机已关停,三姐夫朱建锋给罗双归打电话带口信,让罗炼晚上到家里吃饭,如果罗炼不愿去,让罗双归帮忙先给罗炼200元钱做零花。罗双归回忆,“当时我在打牌,在宿舍没找到人,还以为他去了他姐夫那里”。几乎同一时间,工友邓彰合找人同样未果。 当晚,罗炼彻夜未归,仅在吃剩2个月饼的盒子里留下一张字条。他失踪时,宿舍里除暂住证不见外,包括身份证在内的其他物件都未带走。 统筹/采写:记者 曹思诚 图片:摄影记者 郭继江摘自:http://epaper.nddaily.com/B/html/2008-11/24/content_637094.htm March 04 ZT:是谁杀死了小书店老板
爱书人死于自己所爱书的重量,象征文化的书籍反成了杀人凶手,真是香港这个极力打造国际大都会城市的莫大讽刺。[文/研究员 严飞 fei.yan@fawjournal.net] 一个书店的小老板死了,又是谁害死了他? 小老板是香港已结业的青文书屋老板罗志华。罗志华在农历年廿八(2月4日),孤身一人在大角咀一个货仓整理书籍时,被意外坠下的二十多箱书籍压困身体,失救致死,尸体直到14日后(2月18日)发了臭才被人发现。 一间小书店的老板死了,除了香港仅余的一些读书人在报纸最不起眼的副刊板块絮絮叨叨之外,于这座充斥八卦娱乐与自拍偷窥的城市实在算不得什么惊奇的大事。等再过一两个星期,连读书人的絮叨都会改换新的内容,真正有心搞文化的人,看来都注定了会被遗弃。 罗志华在香港文化界的身份复杂而独特,从中可以观照出香港三十年社会与文化变迁的历史侧面。他的故事,还得从香港的二楼书店说起。 香港的二楼书店起创于1950至1960年代,于1970年代逐步发展。当时香港正深受国际“革命浪潮”的影响,民族主义、反殖意识强烈抬头,1971年的保钓运动、1975年的爱国反霸运动均促使这一时期的香港知识分子主动展开自我与他者的反思,试图从理论层面对社会动荡给出解答。以文艺思想、社科学术类书籍为主打阵地的各种楼上书店自然成为香港早期知识分子最好的聚散地,并承担起社会开蒙的媒介作用。 到了1980年代,二楼书店的规模伴随着香港本土文化的发酵,以及新一代土生土长的香港年轻人的脱颖而出而愈发壮大。这其中的最佳代表,中文书店当属青文,英文书店则属于和青文藏于湾仔同一旧楼单位的曙光。 青文书屋就是青年文学书屋之意,源自于由香港大学和中文大学文学社合办的一个青年文学奖。当时部分得奖的学生毕业后,希望把办文社提倡文学的热情承传下来,于是合股创办了青文书屋,而曙光则由香港二楼书店另一位代表人物马国明一手撑起。有趣的是,当年的曙光书店就设在青文书屋里,一间书店其实是两间书店,一边售卖中文图书,一边售卖英文图书。由于青文(还有曙光)所收书种的鲜明人文和思想特性,例如那时还难以在其他地方寻觅到的新左派、德里达、福柯和本雅明,以及各种手制的小型独立艺文刊物,如《工作室》、《病房》、《前线》、《越界》等,这里很快成为吸引香港知识分子与文化人汲取知识、结交同道并分享各种前卫剧场、讲座演出消息的一个文化标志性场所,今天我们所熟知的香港学术及文化界的许多名人:吕大乐、陈冠中、梁文道、刘细良、马家辉、昆南、朗天等,都曾经是当年青文书店里孜孜以求的常客。 1988年,罗志文接手青文,并从此开始了他长达18年之久的书屋老板之路。在罗志文一己之力的推动下,青文由一家单纯的书店发展为兼办出版发行的多元体。由书店的小老板进化为出版人,而且还是独立出版人,这在当时的香港极为鲜见,如果不是个人对文化事业的热诚和执着,相信很难去做如此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在罗志文一人编辑、一人排版、一人印刷、一人钉装、一人搬运的“一人主义”之下,陈云、陈冠中、丘世文、罗贵祥这些今天活跃于香港文化界的旗帜人物出版了他们人生中的第一部作品,也斯、黄碧云、谢晓虹等知名作家的重要作品也经由青文出版,此外,很多没有市场的香港本土文学书、学术书亦都得到了青文协助出版。 青文最为人所津津乐道的,则是1995年至1996年间由罗志文策划并推行的《文化视野丛书》。找作者、编者、出版到发行,罗志文一手包办。这套从书是香港回归之前有关香港文化研究中非常重要的一部系列,在很大程度上帮助香港人审视并厘清了回归前的各种思想趋向。此后,罗志文又以手作影印的方式,承印了八期由叶辉、昆南和廖伟棠主办的《诗潮》,以及四期由自己所创办的《青文评论》,用来发表各种理论思潮、文化评论。所以当罗志文离去后,有评论将其赞誉为近年来香港文化界的“幕后推手”,一点都不过分。 然而伴随着香港政府对于湾仔地区雄心勃勃的改造计划,青文书屋不得不直面生存与死亡这个残酷的选择。在过去的二十年间,湾仔由过去充斥着大牌档、杂货摊、戏院的市井地,逐步发展成为向世界展现香港的窗口。湾仔的旧区,重建项目一项紧挨一项的繁荣登场,直接导致该地区楼价的飞速攀升,仅以1996年的楼价为例,便较十年前上升达十倍以上,租金升幅也达到四倍。高楼价引起高租金、高通胀、高物价,使得小本经营、坚持走学术人文路线的青文书店的生存愈见窘迫。 比起香港政府的高地价政策,香港人对文化事业的淡漠才更加令人寒心。1980年代几个青年各自筹集千百资金办书屋、搞创作的文化黄金期早已被资本发迹的巨大洪流所淹没。在奉行经济效益、追求社会指标的趋新求变心态指引下,任何需要花费时间和精力去理解、消化的东西,都会被大众普遍视为没有实时效应的东西,借用陈冠中在《我这一代香港人》中的话说,香港人变得“没什么原则性的考虑、理想的包袱、历史的压力,不追求完美或眼界很大很宏伟很长远的东西。这已经成为整个社会的思想心态……用最有效的方法,在最短的时间内交货,以求哪怕不是最大也是最快的回报。” 社会的大气候如此,青文一间小书店的命运自然可想而知。特别是到了2005、06年,房地产市道随着香港经济复苏再次大幅上升,与青文有着唇亡齿寒关系的曙光在难以维计下又宣布退出,使得青文更加独臂难支。罗志文有段时期,甚至困窘到连移动电话和网费都支付不起的地步。业主加租逼迁、复印机供货商上门索债,书店现金流断绝,终于不得已,罗志文无奈地于2006年8月31日将青文闭门结业,并将所有库存图书搬至大角咀一个仓库内,既不不清货也不平卖(因为仍梦想着再有读者来买),同时保留下部分发行和出版的业务,期待有朝一日重开青文。 但是重开的梦想尚在酝酿,罗志文却葬身于书山。如果有更多的读书人,如果有更合理的文化政策,他不至于会流离失所,以这样悲凉的方式死去。爱书人死于自己所爱书的重量,象征文化的书籍反成了杀人凶手,真是香港这个极力打造国际大都会城市的莫大讽刺。 梁文道说,“罗志华的死其实是一个象征;象征我们的过去;如果不幸的话,甚至象征我们的未来。”青文的盛与衰只是香港二楼书店发展轨迹的一个缩影,这几年关门的二楼书店,知名的就有东岸、洪叶,而依旧留守的,则将书店逃亡至租金更加便宜的楼上楼,苦苦挣扎。香港的未来,挣扎的结果大约也不难想象,至少谁也不会再愿意像罗志华那样带着满满的库存走人,然后在某个无人知晓的小仓库里被书砸倒,孤独的死去。 那些藏书,原本是可以当废纸卖掉的啊! March 03 从今天起,做一个“政治人”凤凰评论专稿 今天,十一届全国政协一次会议开幕;两天后,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开幕;一直到3月18日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这16天,无疑是中国一年里最为重要的政治时间。大幕已经拉开,从今天,让我们做一个“政治人”。 “政治人”这一个概念最早由古希腊哲人亚里士多德提出,他声称“人天生就是政治动物”,每个公民都应该在参与政治生活,尽到政治义务。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人生来就必然对政治感兴趣。公元前五世纪,在人类民主政治最早发端的雅典,为了保证有足够的人出席沉闷的全体会议,警察用浸过湿油漆的长绳子把公民赶向普尼克斯山(会议所在地)。与此同时的中国人,唱着远离政治的歌谣:“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凿井为饮,耕田为食,帝力于我何有哉!”回到两会,根据以往经验,台上热闹,台下冷清的尴尬恐怕也在所难免。但是,人只要生活在社会当中,就必然陷入政治这张大网,不管你是否愿意。相比古人,今人尤甚,政治的触角已经深入到生活的每个角落,正如《瞭望东方周刊》的封面语所说:“也许你不关心政治,但政治却在关心你”。 人们为什么会不关心政治?美国政治学家罗伯特.达尔在《现代政治分析》一书中列出了一下几种最基本的理由:1、参与政治没有参与其他活动的报酬多;2、不管你选什么,都没有太大差异;3、认为自己改变不了什么,对政治缺乏信心;4、不管是否介入,结局都会相当满意;5、对政治了解太少,没法参与;6、参与政治的障碍太大。读者诸君,以上原因,你觉得哪一个最为重要?值得一提的是,20年前,《现代政治分析》一书被译成中文,译者之一的王沪宁,现在已经是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未来中国政治将走向何方?我们的后代将生活在一个怎样的政治环境当中?同样,这将取决于我们现在对政治有多大热情。 “政治人”在当下中国更有着特殊的涵义。今年是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三十年前,我们走上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之路,“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其他人也能从中获益,区别只在于获益多少而已。但是,在改革已经进入深入区的今天,公众开始要求对利益的进行再分配:从十天前上海政协委员刑普提出“千元提案”到两年前的“国企分红”,诸如此类的问题在未来还会更多出现。市场经济体制对此已经无能为力,必然要求政治途径解决。因此,如果说此前的改革让我们成为“一切向钱看”的“经济人”,现在,则需要转为“政治人”——从市场经济的弄潮儿转为民主政治的践行者。 当然,关心政治并非易事。回到此次两会,要从庞杂的新闻中发现亮点,从冗长的报告中体察真意,这一切除了需要耐心,还需要一双慧眼。凤凰评论将于两会期间推出系列评论,希望能够借智者的慧眼,让大家对两会看得更加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真真切切。时间开始了,擦亮眼睛、竖起耳朵,从今天开始,做一个“政治人”! February 16 “艳照门”要求一个自由而负责的网络新闻界“艳照门”要求一个自由而负责的网络新闻界——重温一份60年前的报告 60年前,美国新闻自由委员会发布了一份名为《一个自由而负责的新闻界》的报告。该委员会由13名一流学者组成,经历三年,九易其稿,于1947年3月27日发表了这份后来被称为“社会责任理论”总奠基的报告。报告称:“本委员会会反复表明我们的信念:新闻界应该自觉承担起为公众利益服务的责任。”近期,“艳照门”成为继雪灾之后的传媒焦点,我以为有必要来重温这份60年前的报告。 “艳照门”以侵犯隐私、传播淫秽为发端,最初的受害者为相关的数名艺人,如今已发展到青少年群体——据香港文汇报的街头调查显示,有近4成青少年有接触艳照,其中大部分为初中生。我们设身处地想一想,即可明白这对青少年的负面影响有多大。即使对于成年人来说,这也是一种伤害:香港信报发表了一篇曾瑞明的评论,称“性生活都应潜伏的担忧和规范而人心惶惶,并转而伪装的畅所欲言来取代”,“这次事件每一个人都是输家”。 人性皆有窥视的阴暗面,难以自制(根据凤凰网的调查,有92%的网友表示会看艳照,并有98%的网友表示看艳照时并无负罪感);而法律于此事件亦力有未逮(前几天关于艳照门的法律争议已经充分暴露了其局限性,此处不赘言)。值此困境,媒体更当恪守新闻伦理,担负社会责任。《一个自由而负责的新闻界》如是说:“我们必须承认,大众传播机构是一种教育工具,而且也许是最强大的;它们必须在陈述和阐明本共同体为之奋斗的理想中,承担起教育者那样的责任。”“新闻界可能是蛊惑性的、煽情的和不负责任的。果真如此的话,新闻界及其自由将在宇宙的劫难中沉沦。” 分析“艳照门”的传播过程,有这样三个步骤:1、网民发布,2、传统媒体介入,3、网络媒体再次放大。纵观以往事件,比如重庆“钉子户”、陕西“虎照”,皆有这样一个过程,才能最终成为影响大众的公共事件。从中可以看到,网络媒体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网民与传统媒体皆为之所用,并受之影响。如今,大型网站的影响力已不亚于绝大多数报纸电视等传统媒体,然而,传统媒体与网络媒体的差异不可不察:如果说传统媒体尚有行业自律、新闻伦理的约束,网络媒体与之比较相差甚远。 在我看来,谈及社会责任,网络媒体大概还处于传统媒体初期阶段。美国19世纪30年代,出现了一大批以赢利为目的的报纸,极力迎合大众,以“很黄很暴力”为嘘头,越来越低俗,到了19世纪末,导致黄色新闻泛滥。如果“艳照门”发生在美国那个时代,一定也会被当时的报纸热捧,其操作手法与现在网络媒体相比,恐有过之而无不及。原因无他,经济利益驱动罢了。 在天涯社区,关于艳照门的一个帖子的点击量已经超过两千万,据Alexa数据显示,天涯社区这段时间流量上升了一倍,并有大量香港、美国网友涌入。网络媒体要抵制如此巨大的诱惑何其难矣。如果说天涯只是一个论坛,内容由网友提供。那么对其他综合门户网站来说,关于艳照门的操作手法也有诸多可商榷之处。比如在网易的专题里面,针对照片真假就罗列了“专家鉴定”、“网友鉴别”、“艳照分析”,和之前的“华南虎照片”事件的操作手法如出一辙。但是,须知“华南虎照片”涉及政府部门的公信力,乃公共事件,而此次“艳照门”首先是一起侵犯隐私权的违法案件,岂可相提并论?(对网络媒体来说,既可以在“钉子户”、“华南虎”当中发挥正面作用,也可以在“杨丽娟”,“艳照门”发挥负面作用,所以不宜因为有前者而感到乐观)当然,不独天涯网易,其他网络媒体也大多如此,如前所说,归根结底是经济利益驱动。媒体被称为公众的“看门狗”,假如为了商业利益一味迎合大众,充其量只能算只“哈巴狗”。 “着眼于公众启蒙的优良行为,同样也是优良商业。大众传播机构所服务的需求并非静止不变。年复一年,它们在增强和改变着公众的兴趣。它们有责任提升而不是降低公众情趣。”——当初美国媒体低俗化的倾向化终止于《一个自由而负责的新闻界》出台之后,新闻界开始逐步约束资本的力量,促成新闻专业主义的回归。比如采编权和经营权的分离,采编部门因此可以保持独立,不受商业利益的影响。而“一个自由而负责的网络新闻界”,至今仍未破题。绝大多数网络媒体从业者,并不把自己视为新闻工作者,对新闻伦理缺乏认识和尊重。虽然很多大型新闻门户的管理者都来自传统媒体,但很快即会随波逐流,因为在传统媒体培养出来的职业素质,一旦脱离环境即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这几天在政府的监管之下,各大网站的“艳照门”专题均已撤消,各种分析图片也被删除。出于对政府管制的担心,媒体往往不愿自我批评,以免授人以柄。但是,我必须要说,如果媒体不自律,管制就会成为必然。当时的美国新闻界,也是身处政府管制(罗斯福新政,对新闻界同样进行了一定限度的监管和控制)与资本力量的双重夹击之下。《一个自由而负责的新闻界》针对此情况如是说: “每一个关心新闻自由民主和未来的人,都应该不遗余力地督促新闻界担负起责任,如果它没有通过自己的行动做到这一点,那么作为最后一种手段,政府权力将迫使它做到。” “本委员会认为,它不应该像其他公众利益影响的商业——比如铁路和电话公司——那样受政府管制。本委员会希望新闻界能够意识到自身的公共责任,以避免被政府行为强迫。” “那些机构必须控制自己,否则就要受政府控制。” 也就是说,在新闻自由委员会的成员看来,媒体只有先做到自律才能免于授人以柄。当然,中国情况有别,媒体处境更为尴尬,但逻辑并无不同。假如媒体放纵无度,区别只在于:在失去自由的同时还失去正义性。媒体人如果不能自律,不过是从政府的奴隶变成资本的奴隶。如果把受管制作为放纵无度借口,甚至把目前的放纵当作是对“新闻自由”的追求,对这种论调我就没有什么好说的了。回到当下的语境,媒体可能的选择也只有先维护好媒体的公信力和道义基础,才能一步步走向真正的新闻自由——否则真是不堪想象了。 “随着新工具的不断应用,它们的影响范围和势力与日俱增。这些工具已超越了那些珍视宪法《第一修正案》所赋予的新闻自由的前辈们的想象力”(《一个自由而负责的新闻界》),同样,如何建构一个自由而负责的网络新闻界,这是一个全新的课题:比如如何成立独立的第三方对网络媒体进 我想最后再引用一段报告中的话,来我写这篇文章做一个解释: “只要新闻单位造成的错误、欺诈和罪行在其他业内人士的沉默中得不到追究,其职业标准就不太可能形成。”“我们已经反复阐明了我们的愿望:不应该诉诸政府权力来惩罚新闻界的越轨行为。如果新闻界是可问责的——如果它想保持自由就必须如此,那么其成员就必须以他们可用的唯一手段即公共批评,来互相约束。” February 14 ZT:抗爭而來的大氣電波——訪台灣民間電台後感明報 徐岱靈2008-02-13世紀.Media & Society 抗爭而來的大氣電波——訪台灣民間電台後感 為了回應香港民間電台被檢控非法廣播一事,特別到了台灣去考察。台灣的地下電台在九十年代初,如春風下的野火,官方愈是嚴打,群眾對爭取開放媒體管治的熱情愈是激昂。地下電台成為推動民主發展的一大功臣,揭盡官方不能說的事,同時幫助弱勢社團發聲,大家異口同聲說,那時候是台灣最美麗的天空。 文╱徐岱靈香港電台電視部「議事論事」編導 「抄台啦!」萬人抗議 地下電台在外國不少國家,都擔當著反抗專政、推動民主運動的角色,例如在台灣,由蔣介石年代已一直實施戒嚴、報禁和嚴密控制廣播頻道,所以地下電台的搞手,絕大部分都是民進黨或支持台獨的人士。台灣的民眾在言論自由上,餓了好幾十個年頭,為了聆聽真實的聲音,有人自焚抗議,也有無數平民百姓付出金錢和時間在地下電台當義工,最終都是想政府開放牌照申請。除了濃烈的政治色彩,當時的地下電台都有公共廣播的影子,都在講社區參與,關懷弱勢。例如最具影響力之一的地下電台寶島之聲TNT,曾經安排百多個社團開節目,講歷史、文學、詩歌、同志、批評媒體、社區、同志、婦女、輻射等議題,非常豐富。 那時候,抄台(即上門沒收器材、抓人)是常見的事。一次TNT 被抄台時,主持人在電訊警察拍門之時向聽眾說:「抄台啦!大家出來抗議!」之後,聲音就斷了。轉瞬間,數不清的群眾就湧到電台所在的羅斯福路(即往台大的主要道路),呼喊要保護電台。那個晚上,電台籌到近百萬台幣捐款,連主持人都難以置信。 經不起商業的考驗:另一種一言堂 在面對強大的群眾壓力下,台灣當局自九四年一共開放十次申請,已有百多間電台由地下變合法。但很諷刺,這些電台對抗得了政府打壓,卻跨不過商業的考驗,再加上民進黨執政,聽眾熱情不再,電台不是給賣掉(最經典的例子是,民進黨的張俊宏在電台合法後,賣給國民黨的趙少康),就是和商業電台結為聯播網。有學者說,台灣的媒體由打破一言堂,到回歸了另一種一言堂——都是充斥著類似的娛樂、生活資訊,就算要批評要?玫模?也只是各走極端。 現今媒體販賣資訊,不是知識,香港人應該不會對此現象陌生:春節民工和疑似霪照事件,新聞工作者都爭相的、第一手的去報道,卻同時把新聞「做爛」,更深入的探討則如鳳毛麟角,也遑論去關心在主流之外小眾的角度和新題材。 一手將寶島新聲申請合法的張素華,曾為了爭取電台合法,捱了五十多天的牢。張說話溫婉,樣子清麗,難以想像她當年如何當台長,?起一個經常受打壓的電台,她幽幽的道:「搞定了難纏的法律、複雜的人事,卻過不了經費一關。」在獲得合法許可五年後,電台長期入不敷支,最後要邀請另一商業電台入股。在○五年,他們要搞公共廣播電台的理想幻滅了,寶島新聲變成台北第一個全台語音樂台。儘管轉型後仍著力推動本土文化,早前為台農賣水果的公益環節也大獲好評,但經營模式就是和張的想像相去甚遠,所以早在音樂台成立前就辭去台長一職。 不是開放而是分配問題 現在管理台灣頻道開放的是國家傳播委員會,發言人石永豪說,在台灣開放了五次牌照申請後,政府便發覺媒體性質愈趨雷同。他承認,可以檢討開放的形式,例如有一波的申請只開放給有特定用途的電台,主要發給宣揚客家文化和原住民文化的電台。這類電台並不以牟利為目的,通常以申請政府文化基金而存活,這似乎又涉及另一個話題——政府整個文化政策的定位了。就香港而言,民間電台有幸能合法廣播,它能否生存下去,關鍵就不在於阿牛是否經營有道;回到問題的根源,那是取決於香港公共廣播政策的取向了。 根據台灣當局的說法,現時大氣頻率已被佔滿,如果要再發出牌照,就要重新整合所有頻道,例如以前由國民黨經營的中央廣播電台,它佔六十多條頻道,但廣告收入及受歡迎程度,卻遠不如其他小型電台。政府當局傾向再開放大功率電台(即發射電波的強度最大,可覆蓋範圍最廣),同時釋出小功率及中功率的頻道,讓一些小眾電台能夠生存。 綠色和平電台是少有在成功申請合法後,仍保留部分地下電台那種多元色彩的電台,至少它今天還?著沒賣掉或被收歸,收支平衡,除了保留了濃烈的綠色色彩,還堅持在周末做一些國際新聞評論、媒體教育、同志、另類音樂等節目。台長陳德利是廣播界的前輩,員工都稱他為陳老師。他義無反顧的相信,電台必需要合法、要賺錢,才能改善質素,永續經營,堅守以廣播教育群眾的理念。 電台裏有一塊由陳水扁題字的牌匾,寫著「鼓吹民主」。陳老師說:「陳水扁我就不想提了!不過我要告訴你,『鼓吹』在台語裏,又叫『哨吶』。電台的性質就是『哨吶』,用來鼓吹民主。」他不下一次語重心長的對我說:「過去的愚民教育,改不了,民主運動是好幾十年的、好幾代人的運動,電台一定要永續經營才可。民主得來不易,香港的朋友要珍惜。」這時我想起另一位搞電台的老太太談起香港民間電台時說: 「手沒掐到你脖子,你當然不喊,但掐住了你卻喊不出來。」 香港沒錯是很自由的社會,但自由會否來得太易?看著台灣人爭取開放言論空間的過程,往往要付出好幾十年的青春、以坐牢、以血汗才能換來,我們的自由來得很便宜划算。即使由殖民地時期算起,都是「上面」賜予的,多於港人抗爭而來。我們有自由、但權不在人民;沒有民主的自由,隨時失去了也不知道,也許並不足惜。 後記 香港的民間電台來得那麼遲? 張素華說話溫溫柔柔的,卻冷不防被她一個尖銳問題刺到:「香港的民間電台幹嗎來得那麼遲?」我心裏想,你是說香港人的民主運動不發達嗎?為何要到今天才發現,噢,原來我們的媒體聲音多單一。我面露難色,張素華解釋:「九七前已經有香港人來找我取經,說要搞地下電台,怕回歸後言論封鎖嘛,結果到○五年才有人做呢。」那麼,香港人是應該為成功捍衛言論自由達八年之久,而感到驕傲了? January 31 为什么一定要回家过年?因为我们是中国人很久没写博客,在凤凰评论写了一篇,贴过来充数。 凤凰评论专稿 年末南方诸省遭遇五十年一遇的雪灾,国人返乡之路变得前所未有地艰难。老天有眼,当能看到芸芸众生在这块土地上为回家而身心俱疲:或为一纸车票绞尽脑汁;或困守车站苦苦等待;或陷于路途进退两难…… 于是,有人呼吁"为国为己,今年过年不回家",有人建议推迟放假到元宵节,有人重提提高火车票价格以减轻春运压力,诸如此类,所在多有。我愿意以善意来理解这些建议,但要赢得共鸣几乎没有可能。 为什么我们不辞辛苦,不惜代价,一定要在除夕之前赶回老家? 我们要回家,因为家有亲人倚门望归:老父母年岁已高;夫妻两地分居已久;孩子已经快忘了父母的模样。 我们要回家,因为朋友天各一方,只有在春节方能一聚,把酒言欢,互叙往事。 我们要回家,因为生于斯,长于斯,那田间的小道,门前的溪流,那块土地才是我们心中真正的家园…… 我们可以找到许多现实的理由,然而最重要的理由是:我们是中国人。 这需要放大视野,从中国当下的社会现状说起。我们知道中国正处在转型期:从前现代转为现代。西人马克斯.韦伯认为,这个过程就是逐渐"除魅"的过程,意味着种种神秘的、非理性的东西被消除,比如:科学的发展让我们不再相信鬼神,资本主义的发展让我们成为“经济人”。这带来了物质极大的繁荣,同时让我们失去了许多:我们仰望上天不再觉得有神灵,;我们精于计算,用数字来把握生活的方方面面;一步步被物化。古人说“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今人应该说“人之异于机器者几希”。这时候,之前带有贬义的"非理性"成为人区别于机器的最大特征。西方人并不缺乏自省意识,所以宗教信仰在西方依然影响着绝大多数人。相反,需要格外警惕的是我们:很多人陷入信仰真空,真正成为西方人所说的"没有精神世界的专家,没有情感的娱乐者"。
回家过年,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才会显得如此弥足珍贵。人之异于机器,在于有时候会不讲理性;而中国人之异于外国人,请问在哪里?过年了,我们一定要回家——这就是中国人的标记。能够有春节触及之深、影响之广的事情,恐怕已经找不到第二件了。一个未必恰当的比喻:回家过年就是我们的"朝圣路"。请看一看,那一张张面孔与平时有什么不同。 只有在此刻,我们不再功利,我们忘记计算,我们毫无“理性”,我们充满人情——中华民族的可爱之处在此刻尽显。我们不仅在回物理意义上的家,更是回到心灵的家园。 所以,让大家不回家过年根本不可行,而推迟到元宵放假则毫无意义;我希望实在无法回家的人能够得到妥善安置,但是,请不要劝别人不回家过年。 “我们一定要回家过年”——这是前提。基于此,我赞赏已有的一些改变:鞭炮开禁(禁了很多年,终于还是挡不住世俗习惯的力量);火车票不涨价(因为价格杠杆的作用不明显,谁会靠提高票价不让伊斯兰教徒去朝圣呢?)。我期望更多的改变:春节放假,能不能再长一些(要知道春节对中国人的意义,远远超出其他节日);每到春节,相关部门能不能做得更完善一些(比如很多人提过的火车票实名制);更长远的目标:希望中国的东部与西部、城市与农村,投入更公平,发展更均衡。 最后,祝大家平安到家,过个好年 January 10 陶杰:台湾的脏乱与清新久不写博客,转一篇陶杰的充数。话又说回来,不转帖,坚持写博真是很辛苦啊。 台 灣 前 景 處 於 轉 捩 點 , 陳 水 扁 喪 玩 民 主 , 把 一 座 中 正 紀 念 堂 , 盡 情 在 品 味 上 醜 化 , 許 多 人 覺 得 台 灣 是 一 個 亂 局 。 選 馬 英 九 , 一 位 連 《 色 , 戒 》 也 看 不 懂 的 童 子 軍 小 隊 長 , 判 斷 力 太 差 , 權 謀 全 無 , 難 怪 台 灣 許 多 人 不 放 心 。
December 20 娃娃绝食记娃娃要绝食,两次之多。 晚上吃饭,恐吓我家娃,在外面要按时吃饭,否则,饿出胃病无药可救——俺师傅一家三口,都是胃病。娃哇哇大哭,放下筷子不肯吃饭了,说我批评她了。趴在地上的小黑赶紧坐起来看稀奇。俺赶紧哄不提。 过了一会,娃娃又要绝食:要我写博客,限50字以内。我说:“我是思想家,写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不太好吧?”——娃娃又要绝食。 嗯,还得整点学术的。 注1:这两天看余英时《方以智晚节考》,晚明遗民好多自杀的。 注2:前几天看报纸,某男和女友买羽绒服,女友要买短款,他说买长款的——女友就跑到天桥上要跳桥。 注3:我家娃现在很得意,在哼哼《风之谷》的调子。 December 17 记一件好事十多年前,上初中。 学校新搞了个锅炉房,学生可以接热水。美中不足的是在屋外,一下雨,排队打水的同志们狼狈不堪,无处躲雨。后来俺给学校写了个建议,希望搭个棚子。俺要求不高,就沿着屋檐搭个棚子就行了。很快,学校搭了大棚子,好像还在会上表扬了俺。很是高兴,当然,不是因为表扬,而是建议很快被采纳了,有种参与公共生活的快感。 说这个,是因为前几天俺又做了件好事:四惠地铁换乘八通线,站台比车厢长,于是最西边一段没法上车。但是,如果第一次在四惠换乘,从最西边下去,就得在玩一下折返跑,往东边走一段距离。有意思的是:一般说来,只要跑了一次冤枉路,下次就绝不会再犯,但是不知道的人,仍然会继续跑冤枉路。发现这个之后,过了几个月,一直都是那个样子。每次路过,都看到不少人傻乎乎下到最西边的站台再跑回来。 前几天,忽然想到:何不跟地铁的人提个建议,把最西边下站台的路口封了。第二天,那个路口就封了,还有保安指挥乘客不走那个路口。很好,很强大,很高兴。 December 02 肖志军、盲山、旅游者与流浪者这几天,关于“孕妇之死”的报道和评论已经很多了,大多集中在对手术签字制度的拷问。在我看来,这是方向性的错误,法律话语在这件事上是无力的,它只会遮蔽掉更多深层原因。我仍然坚持我几天前的看法,该事件体现的是社会的分化,以及由此而产生的隔膜。我们应该通过深入了解肖志军和李丽云之前的遭遇,从中发现问题、寻找答案。不过为什么有这么多人迷恋于签字制度、法律、公民权利与责任这套话语,其社会心理值得细细探究。 在相当多的报道中,肖志军被刻画成为一个愚昧、无知、自私,甚至是“偏执型人格障碍”的人,因为只有这样,手术签字制度才会成为关键问题——分析一个“精神病”有什么意义呢?但如我之前所说,不理解是因为不了解。实际上肖志军的种种行为完全可以理解,比如他相信算命先生的话,认为自己以后会当官,这在我们读过的通俗历史演义当中不是很常见吗?再比如他花钱跑官要官,这说明他对当下社会权力分配的现实有很准确的判断,只不过手段低级罢了。他一条道走到黑,我们视为“偏执”;然而我们都听说过一句话叫“只有偏执狂才会成功”——比如李彦宏做百度。从性格上来说,肖志军真的和李彦宏有那么大区别吗?只不过李彦宏的知识来自硅谷,肖志军的知识来自孔孟之学,来自易经,他们的知识谱系完全不同而已。为什么要把他视为“精神病”,真实的原因并不是他的想法太过离奇,离奇到了我们都不能理解,而是他的想法不符合我们所谓的“文明”的种种概念——福柯在《疯癫与文明》中说的已经很明白了。 同样生活在一座城市里,你可以清楚地分辨出两个群体:一个群体很适应城市生活,不论是装扮还是语言,都很得体,比如写字楼的白领;而另外一个群体则明显格格不入,比如农民工。这两个群体各行其是,完全没有共同语言。这让我想起了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提出的两个概念:旅游者和流浪者。他认为在后现代社会,人们都在流动,但是同样是流动,可以分为流浪者和旅游者两个群体。旅游者流动是因为发现这个世界充满了无数有趣的东西,而流浪者流动是因为为了生存而别无选择。“旅游者一路绿灯放行,流浪者一路红灯止步。” 比如我们看到的白领和农民工就分别对应旅游者和流浪者。在鲍曼看来,旅游者和流浪者的对立是后现代社会的首要分离。在这两个群体之间,因为生活经历的迥异,他们即使相遇也无法交流,正如维特根斯坦所言,“假如狮子能开口说话,我们也听不懂它们。” 鲍曼还说:“因为他们(流浪者)毫无用处,所以他们也是多余人。由于是多余人,他们自然成了羞辱的对象和替罪羊。可他们的罪行无非是希望成为旅游者,只不过他们没有能耐像旅游者那么遂心如愿罢了。”“没有流浪者的世界是旅游者社会的乌托邦。旅游者社会中的大部分政治——如迷恋于“法律和秩序”,把贫困作为犯法,等等——都可以解释为坚持不懈地冲破重重困难,把现实社会提升到乌托邦的水平。”请恕我不厌其烦地引用鲍曼的话,因为这些话简直就是为“孕妇之死”所说。所以,把肖志军污名化,把问题聚焦于手术签字制度,原因很简单,我们只愿意看到一个世界:“文明”的世界。而不愿意承认还有另外一个世界。 这两个群体对这个世界、对这个世界的弊端、对医治弊端的方法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认识。“文明世界”的法律、道德,在另外一个世界是失效的。比如对电影《盲山》中的村民来说,遵守法律即意味着终身不娶,意味着断子绝孙,那试问法律对他们来说又有何用?大人君子们倘若身处那样的环境,恐怕不会跟那些村民有根本区别。当然,你可以说法律至上,哪怕他们终身不娶,哪怕他们断子绝孙——不过,试问文明何在?(当然,我不是说他们的行为很对,只不过他们也是牺牲品。不要以为这个社会不欠他们——延续多年“剪刀差”,以及财政分配严重倾向于城市,这都是这个社会欠他们的。)根本的解决之道并不在此。管仲说“仓廪实而知礼节”,孔子也说“富之”而后“教之”,道理并不复杂,只不过我们常常无视这一点。 回到“孕妇之死”,我们也必须通过追寻肖志军、李丽云的生活经历,发现更多的问题。比如前天《南方都市报》报道中提到的居委会驱赶肖志军、李丽云,救助站不予救助,这些才是问题关键。而我相信在继续追寻的过程中会发现更多的问题。要知道其实我们都处在“完美的旅游者”和“无计可施的流浪者”两者之间的某个位置,我们属于一个命运共同体,我们的命运密不可分。 《南方都市报》陈亮的报道:孕妇之死:“拒绝签字”背后的悲剧人生 November 23 如果说完全超出了我们的理解范围,那是因为了解的不够多下班,正收拾东西,突然从同事电脑晃到一个新闻标题,TOM新闻头条:《丈夫拒不签字,妻子难产死亡》。来不及看,马上要赶班车。回家一直惦记着,找到新闻看了。前天的事情,北京朝阳医院西区医院,“一名孕妇因难产生命垂危被其丈夫送进医院,面对身无分文的孕妇,医院决定免费入院治疗,而其同来的丈夫竟然却拒绝在医院的剖腹产手术上面签字,焦急的医院几十名医生、护士束手无策,在抢救了3个小时后(19点20分),医生宣布孕妇抢救无效死亡。”详情见腾讯新闻,并附有正义网拍摄的视频。 匪夷所思,相信很多人和我一样,第一感都是“这个男的有病啊?”所以医院会找来神经科大夫,不过,“其精神毫无异常”。 TOM相关新闻下面的网友调查有两条:一条是“你是否认为应该追究这个丈夫的法律责任?”,一条是“你认为医院在这个事件中是否负有法律责任?”。然后在一五一十部落看到的评论也是倾向于认为医院有问题。 不过,我不认为医院有错。至于这个男子,从视频看,他的悲伤是如此真实,我认为他没有故意害死妻子的意图,我也不想去谴责他。追究责任在我看来,是一种惯性思维。或者说,我们只要追究了责任,或是这个男人,或是医院。我们就可以说:看,都是这个孙子!都是这些孙子!我们愤怒了,我们显示了自己的道德感,晚上就可以睡个好觉了。 不过,这不是事情的关键。关键是这个男的怎么会做出如此匪夷所思的事情?没钱医院不是说免费吗?不是有人说只要签字就给他一万元吗?他为什么不相信?他还有什么好担忧的呢?他不签字,医院就不能做手术,他怎么就没有这个常识呢?——这完全超出了我们的理解范围。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这才是关键。如果说我们不能理解,那是因为我们了解的信息不够多。 他叫什么名字?他是哪里人?他来北京干什么?后续的报道称,他叫张六(真名?化名?),34岁,湖南人,在北京鲁谷附近打工,老婆是他老乡。他不愿意签字的理由是“我妻子是感冒,用药治疗就会好转,还可以自己生孩子,以后我还要生二胎。如果我签字了,医院就不给用药治疗了。我没钱。”很显然,这并不能解释我们的疑问,只能带给我们更多的疑问:1、这是感冒?为什么他会下这样的判断?2、为什么一定要生二胎?3、“签字了”“医院就不给用药治疗了”,这个逻辑是怎么得出来的?4、没钱?为什么老婆快生了还一点准备都没有?——任何一段新的信息都在增加我的疑问。最简单的解释是他愚昧无知,但是这不是答案。 需要追索的东西还有很多。我想知道他具体在湖南哪里?他的童年,他的少年,他的青年。他和妻子怎么认识的?他们为什么会离开家乡来到这个之前只在电视中看到过的首都北京?在北京他经历了什么?他34岁了。他在2007年11月21日下午做出了一个匪夷所思的选择,我想这需要在他这34年生涯中去寻找答案。 她的妻子叫什么?多大年纪?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她的父母的生活是怎样的?她的父母知道女儿离去的消息吗?这个男人该如何面对以后的生活?他有这个孩子取名字吗?他原本是怎么计划他和妻子孩子的未来的?还有,他的身边的工友是怎么理解的?会不会和我们不一样?在他们之前生活过的那个乡村,是什么样的? 我需要更多的信息,我等待更多的报道。 因为,也许只有我们有了足够的了解,我们才知道怎样去劝解2007年11月21日下午北京朝阳医院西区医院那个因为固执而害死了自己妻子和孩子的男人。 发南都的修改版:隔膜如此可怕,让表达善意也成为不可能 助教的文章:最让人心碎的新闻 刘彦伟:一个无解的时代悲剧 北青报的三篇报道:肖志军的行为心理学样本;肖志军:“她一直相信我能出人头地”;父亲:想不通女儿为什么变化这么大 吕卫红:请多关怀肖志军 November 20 web2.0,以新闻媒体为例建议先读《web2.0:自由秩序原理》。 这篇理论联系实际,以新闻媒体为例谈web2.0。 web1.0新闻网站的代表是新浪新闻,搜狐、网易、腾讯和新浪大同小异,其模式简单说就是:1、从传统媒体购买新闻,2、主要由新浪编辑整理选择,3、最后给全国人民一份一模一样的大饼。 就目前来看,打着web2.0旗号的网站在这方面并没有太了不起的贡献:一种以奇虎、大旗为代表,主要是在第一个环节做文章,以论坛代替传统媒体作为内容来源,不过,其致命缺陷就是论坛内容根本无法代替传统媒体,如果此类网站要用传统媒体的内容就涉及到版权问题;还有一种是打着digg旗号的网站,试图以digg代替网站编辑,不过在我看来,这只不过是对国外网站的效仿,谈不上成功,而且digg在四大门户也有使用,尤其是网易做得甚至比专门的digg网站更为出色。digg类网站同样面临内容来源的问题。第三个环节目前只是看到了一些尝试:最主要的方式是定制,比如网易的个性资讯(奇怪的是没有在网易新闻首页主推该功能)、google、百度的定制。 下面重点谈我心目中的web2.0新闻网站的模式,同样分别从内容来源、如何筛选、最终产品三个方面来谈。 一、内容来源 是购买新闻?还是用户提供内容?这是web1.0与web2.0的根本区别。不过在此之前先要澄清一个概念,“用户提供内容”,“用户”是谁?新闻内容来源目前主要来自传统媒体,论坛、博客可以作为补充,不过后者所占分量极小,毕竟在职业与非职业之间有一道巨大的鸿沟。正如前面谈到的草根与精英、专业与业余的分别,做web2.0网站不能被“草根”一类的词汇迷惑,所以,这里的“用户”主要是传统媒体。因此,用户提供内容的模式就呼之欲出了:让传统媒体自己提供内容。换言之,做传统媒体的网络服务商:网站提供新闻发布平台,传统媒体自主发布新闻。这里首先需要回答的是:传统媒体为什么需要这么一个发布平台? 1、传统媒体需要新浪的理由,也就是需要这个平台的理由:这是一个新闻大超市,在这里新闻会卖得更好。 2、和传统媒体自建网站相比,该平台可以提供更专业的服务,包括更好的页面体现,更快的网速,更全面的功能等。以成都商报集团投资组建的成都全搜索为例,从战略上来讲没有任何问题:以新闻吸纳人气,提供各种实用分类信息(盈利来源),加强社区互动(提高用户粘度),可惜在页面展现上一塌糊涂:恨不得把所有内容都放到首页,而丝毫不考虑用户感受。以“南方都市报数字报”为例,我特意重启并只开个一个窗口,即使如此,打开首页仍然花了两分钟。不过广州的朋友反映速度并不慢,应该是电信、网通互联的问题。这对于大的新闻门户来说就不是问题。而其他诸如邮箱、博客、论坛以及更多的信息发布系统,专业平台可以提供的远非单独的传统媒体可比。而且,专业平台提供的服务可以针对数量众多的传统媒体,成本要低很多,对传统媒体来说,只需要在发排系统提供接口,每天发布信息的成本几乎可以忽略。 另外一个重要问题是:和以新浪为代表的web1.0网站相比,这种模式有何优越性? 1、传统媒体的自主性大大提高。目前报纸对于与新浪的合作关系是很不满意的。比如2005年10月,全国20多位都市报的老总齐聚南京,发布《南京宣言》,呼吁全国报界联合起来,改变报纸沦落至为门户网站“打工”的地位,提高传统媒体对商业门户网站的议价能力。以及三个月后,解放日报报业集团向全国38家报业集团发出《发起全国报业内容联盟的倡议书,“以一个联盟对抗另一个联盟”。但是,如果是我所说的这种模式,根本不存在这个问题:在这个平台上,其呈现形式和现在传统媒体自建的网站几乎没有区别,而且传统媒体可以随时选择合作或者退出。彻底解决了传统媒体沦为新浪“廉价打工仔”的担忧。 2、对于网站本身来说,以这种模式解决内容来源的问题,不用付出采购新闻的成本,风险大大降低。 3、和传统媒体的合作方式改为盈利分成的形式。做一个类似阿里妈妈的网上广告交易平台,广告多则提成多,广告少则提成少,非常公平合理。可以预计的是:网站方面提成的比例不会太高,市场抽税能抽多少呢?同时,因为该平台采取的呈现形式和传统媒体自建网站并无不同,不需要像给新浪一样,过滤掉广告内容,而且,包括分类信息等都很有价值。 换言之,这个平台对传统媒体来说,不仅是新闻发布平台,更是卖广告的平台,具备报纸的所有功能。那么,即使未来报纸消失,传统媒体仍然可以顺利转型。关于广告的更多论述见下面的第三部分。 也许会有人担心这样网站方面岂不是很被动?是的,没办法像新浪那样和传统媒体签5年合同。不过,首先一点:如果有一方对合作强烈不满,这种合作就是不健康的。另外,既然做市场,难道不应该以用户为上帝吗?没有其他办法可以强行捆住传统媒体,而且,捆是捆不住的,唯一的方法就是提供更好的服务。我很同意keso所说的一个很多人不明白的常识:如果你能帮别的商人赚到钱,你就能赚到钱;你能获得多大的利益,取决于你能帮别人获得多大的利益。门户网站与传统媒体的关系如此紧张,是一件很可悲的事情。好吧,你觉得我前面说的都很迂腐,商场应如战场。那么,请问现在还有可能复制新浪的模式吗? 内容来源方面暂时谈这么多,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放弃博客、论坛等其他来源。顺便谈一点:目前的利用网友提供内容,实际上在传统媒体中早有使用,谈不上新鲜。比如通讯员,以及广东电视媒体聘用的dv记者。 二、筛选信息 筛选信息是以编辑为主?还是以用户为主?这是web1.0网站和web2.0网站的根本区别。 以用户为主,目前手段很多,比如digg,分类等等,web1.0网站在这方面已经有了很多应用。实际上用户不可能完全代替编辑,digg等方法也不能解决根本问题。 还有一种方式是新闻搜索网站使用的用户定制,不过这方面做得很粗陋。如果说用户是最好的编辑,那这个“最好编辑”的称号也只适合他自己,所以,更重要的是用户定制,这方面放到最终产品来谈。 三、最终产品 目前web1.0网站提供都是一模一样的产品,每个人去新浪网看到的都是一样的内容,好比计划经济时代的麻饼,从黑龙江到广西都是一个样。下面以我的个人体验为例来谈web2.0模式的新闻网站。 首先,在没有登录的状态,我可以看到今天最热门的新闻,通过digg、分类等方式呈现。这个产品和新浪并没有太大区别,全国人民都是一个样。 但是,如果我登录之后就不一样了,这将是一个全新的体验。我可以收藏自己需要的媒体信息:比如,我是四川乐山人,现在在北京通州,我收藏了《乐山日报》、《新京报》、《通州日报》;我喜欢新闻,我收藏了《财经》、《南方都市报》、《中国青年报》;喜欢读书,收藏了《中国图书商报》、《中华读书报》、《出版商务周刊》、《读书》、《天涯》等;喜欢篮球和围棋,收藏了《体坛周报》、《围棋天地》。当然,我也可以直接选择收藏新闻、体育、篮球、围棋的相关新闻。总之,只要我一进入登录界面,所有我不需要的信息都被屏蔽在外,看到的全是自己收藏的媒体的最新信息(当然,这里面也有分类,也有digg)。 而且,这个时候我还会看到各种生活信息:比如附近哪家饭店不错;附近哪家商场打折?今天又什么电影上映;租房信息、招聘信息;等等。换言之,在这里我几乎可以满足我的全部信息需求。请注意,这些广告是我不反感的,而且,这些广告也可以定制,比如在我不准备租房的时候屏蔽掉租房信息,在我要装修的时候定制装修信息。(由于关于受众的信息太少,web1.0网站的广告永远不可能达到如此精准的地步,。这些广告来源主要有三个方面:1、传统媒体提供;2、网站销售广告;3、广告主通过广告系统主动投放。不同来源可以有不同的分成模式,而且一切都是透明的,传统媒体和网站都可以实时查询。) 这样一种定制才是真正的定制,这种定制是建立在第一个环节的基础之上(内容来源:做传统媒体的网络服务提供商,平台上有数量众多的,以每一个媒体为独立单位的信息)。现在的新闻网站之所以无法做出这样的定制产品,是因为缺乏这样的基础(之所以重复用词,是想强调其重要性)。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长尾出现了:很多在新浪几乎无法找到媒体出现了,比如《通州日报》和《乐山日报》。 而且,对传统媒体来说,收费阅读也变得很方便:比如我可能就会付费阅读《财经》和《围棋天地》。当然,对大型媒体集团来说也是如此,即使报纸消亡,仍然可以靠网上发行生存下去。 可能有人会说改变新浪培养的用户习惯很难?在我看来,如果你能提供充分的理由,改变用户习惯就不难。 上面只是泛泛而谈,还有相当多的技术性环节需要讨论,比如政策限制等。不过,把技术问题先放一边,我想:对于网站来说,最难的是:能否放下网络门户强势的姿态,把传统媒体真正当作上帝;对于传统媒体来说,组成联盟如果只是发发《宣言》于事无补,做一个联盟自己的网站才是根本的解决之道。哪一个更难?我不知道。先谈到这里。 November 19 转载:韩东《温柔的部分》November 15 WEB2.0:自由秩序原理(草稿)从最开始从事图书出版(最古老的纸质传播方式),到电视新闻(影音媒体,百年历史),再到现在做网络媒体,差不多经历了历史上最主要的三种媒体传播方式。再笨的人都会有点感想,准备从今天开始陆续谈谈。 本来想好好写一篇完整的文章,发现难度不小,时间上也很难把握,所以想到哪说到哪,不讲条理结构了。以草稿的形式乱写,随时更新,以后有兴趣再整理。 首先从web2.0这个网络最热的名词说起。其实接触不到半年,主要来自一本书(《长尾理论》)和几个人的博客(老白说真话、对牛乱弹琴和方军商业日记,在此致谢)。必须承认,最初接触,很受震撼。好比当初第一次接触电视媒体,一场评片会下来,不由得感慨“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 不过,新鲜感过去,倒觉得种种新概念,实际上早有人谈过——太阳底下无新鲜事。如果说关于web2.0,很多人强调的是它的“新”,那么,下面想谈的是它的“旧”。 续一:web2.0与自由秩序原理的知识论 在我看来,web2.0的核心理念,哈耶克在60年前都已经说过,那就是自由秩序原理。简单的说(当然,也就很粗陋),哈耶克把秩序分为两种,一种是自生自发秩序,另一种让由人的理性建构的秩序。之所以提出自生自发秩序,首先来自对市场经济的理解。哈耶克认为市场经济运用了大量的知识,这些知识不是来来自单个头脑,而是分布在无数人的头脑当中,市场经济之所以成功,正是充分利用了分散在无数人头脑中的知识。计划经济则更相信少数精英的理性计算,但是实际上这样的计算时不可能的(n年前俺写过一篇帖子说他们“连一个500平方米的商场应该耗费多少成本都无法精确地算出来”,又怎么可能做出一个国家的计划?)。所以哈耶克认为社会主义的失误是没有认识到人类无知的失误。(这段话挺枯燥的。) 再来看看对web2.0的解释,互联网协会是这样定义的:“互联网2.0(web2.0)是互联网的一次理念和思想体系的升级换代,由原来的自上而下的由少数资源控制者集中控制主导的互联网体系转变为自下而上的由广大用户集体智慧和力量主导的互联网体系。互联网2.0 内在的动力来源是将互联网的主导权交还个人从而充分发掘了个人的积极性参与到体系中来,广大个人所贡献的影响和智慧和个人联系形成的社群的影响就替代了原来少数人所控制和制造的影响,从而极大解放了个人的创作和贡献的潜能,使得互联网的创造力上升到了新的量级。”(关于web2.0的定义极多,我个人比较认同互联网协会的定义,其他定义太注重表象,而没有抓住核心理念。) 两相比较,有没有觉得web2.0和很像哈耶克所说的市场经济? 再举一例:按照哈耶克的说法,新的模式总是在局部自发出现,这不是人类理性设计的结果。然后该模式在竞争中显示出更强的适应力,被更多人效仿,直至占据统治地位。新模式的出现,有很强的偶然因素。这不是说理性无用,而是人的理性往往只有在最后阶段才扮演重要角色,在新模式的优越性充分显示之后,人类理性可以通过人为手段抑制或者加速该模式的发展。“是行为方式和适应方式的自发性生长,为人类理性提供了可资比较和选择的多种素材,理性本身却无法设计出这些多样性的素材。” 以web2.0网站为例,facebook能发展到今天,并不是创始者能预见的,国内最具代表性的豆瓣,同样也是偶然的产物。当然,发展到今天,我们可以通过理性来分析facebook和豆瓣的种种优越之处,可以借鉴他们的种种长处。这完全符合哈耶克关于自生自发秩序的叙述。 类似的相似之处还有很多,无法一一列举。最关键的是两种不同的知识论基础。一种是少数人控制的,其机制完全在人类理性能够理解的范围之内,相对而言比较简单。另一种承认理性的局限,认为自生自发的秩序能够利用分散在大众头脑中的知识,更有优越性。 感悟:1、大部分的web2.0网站都会成为试验的牺牲品,但是建站初期,我们很难预判其能否成功,比如twitter,谁能想到有这么多人用它呢?也就是说,做web2.0网站,心态不妨放平和些。2、效仿其他成功的web2.0网站不失为一条捷径,虽然它还需要适应中国实际情况。3、我们知道市场经济并不是放任自流,制度因素非常关键(参见商务版“制度经济学译丛”《制度经济学》第一章,我心目中最好的制度经济学入门书),如何像市场经济一样,营造一个好的环境(比如产权保护;比如降低信息成本等),是web2.0网站成功的关键。 续二:传统经济的启示 如果说少数人控制和利用大众是最根本的差异,那么,web1.0和web2.0就并不是新东西,在传统经济当中早已存在:供销社是1.0,农贸市场是2.0;索尼、诺基亚、飞利浦是1.0,苏宁、国美、沃尔玛、家乐福就是2.0。换言之,是自产自销?还是创建平台?这才是最重要的差别。(Facebook之所以被看好,不仅是拥有庞大的社区,更重要的是它是开放平台,拥有4000多个第三方应用程序。) 所以,如果从这个角度看,我很赞成马云说的"阿里巴巴和淘宝从第一天起就是web2.0"。用户提供内容和用户提供商品有什么区别?区别在于后者更有价值(这里的“内容”和“商品”是狭义的,广义的“内容”应该把包括了“商品”)。所以,在我看来:阿里巴巴和淘宝是国内最成功的web2.0网站,而豆瓣虽然常常被视为是国内web2.0网站的代表,但从商业的角度谈不上成功,因为它到目前为止和一个茶馆并没有太大区别。(顺便说一句,从网站功能看,豆瓣常常让人赞叹其巧妙,淘宝只是让你觉得实用。) 这篇文章为什么不谈“新”而谈“旧”?从批判的角度看,当下关于web2.0的言论,神乎其神,玄之又玄,化简单为复杂的太多,有故弄玄虚的嫌疑;从建设的角度看,谈“旧”的实际意义在于:我们可以借鉴“旧”的传统经济,这对于做web2.0网站很有帮助。阿里巴巴的成功,正在于成功地把一个实体的交易市场搬到了网上。其模式很新吗?一点也不新,不就是照搬传统经济吗?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困难重重:比如支付问题,比如信任问题,这些都是最难解决的,同时也是最有价值的。所以,在我看来,做web2.0网站,不要只想着取巧,天底下没有那么便宜的事情。 感悟:1、这里有个关键问题需要澄清,前面说到市场经济胜过计划计划,但是就单个公司而言,两种方法都是可行的,原因有两点,一是国家和公司二者在规模上有差异;更重要的是只要在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下,无论采取哪种形式都可以从这个大环境中受益。因此,web1.0、2.0只是两种不同的方法,不用赶潮流,沃尔玛、家乐福很成功,诺基亚、索尼难道就是穷途末路? 2、做web2.0网站,要多把眼光从网上转到网下,从现实(传统经济)着眼,满足用户需求。换言之,不仅是“和线下结合”,而且要“从线下出发”。 续三、草根、民主,对web2.0的误读 最后顺便谈谈草根、民主,主要是看了太多把草根、民主与web2.0联系到一起的言论,在我看来这是对web2.0的误读。草根、民主这样的词看起来很美,我也很喜欢,但是很抱歉,web2.0和草根、民主没啥关系。民主有其明确的涵义,就是个人通过选举的方式让渡自己的权力,换句话说,它最关注的是权力的来源(顺便再推荐一本个人认为最好的民主入门书:商务版罗伯特.达尔著的《论民主》)。web2.0跟民主有什么关系?市场经济有句话叫“用钞票投票”,你不过是拥有对商品的选择权而已,和民主毫无关系——没有一家公司的管理人员是大众选举出来的。 再说草根。web2.0的确让门槛大大降低,从这个意义上,必须承认,草根有了更多的机会(这种事情也没有谈不上“跨时代”的意义,商品总是由少数人普及到多数人,比如电视机)。但是,如果要做网站,应该看重是精英、专业,而不是草根、业余。看周曙光、老虎庙的东西也就是图个新鲜罢了。草根的价值永远赶不上精英,这话很难听,很多人不一定能接受,不过是事实。还是以传统经济为例,一个商场卖的都是耐克、阿迪等名牌,另外一个商场买的都是小作坊的低劣产品,最要命的是:两个商场都免费,你去哪里?所以,新浪的名人博客会成功,牛博网、一五一十部落都能在短期内广为人知。道理很简单,只是很多人被“草根”这两个词蒙蔽了双眼。 本来准备以新闻媒体和图书作为实例接着写,但是太长,所以作为单独的两篇: November 12 说说韩寒 各项指数综合打分,活着的大陆人里面,韩寒应该可以排到我最欣赏(敬佩)的人的前三名——还有一位应该是晓波老师。还有一位?暂时空缺,欢迎推荐。王怡信教之后越来越看不懂了,连岳又太“大隐隐于市”了,助教、阿修都是很好的备选人士,可惜是朋友,没有神秘感。
以前很傻,以为自己比韩寒年纪大就敢于瞧不起人,愚昧!后来才慢慢调整过来,敢于承认一个年轻人,一个谁都敢批几句的年轻人,其实比自己强太多了。
说几点我欣赏韩寒的地方:
语言才华:这个不用说了;
独立精神:主要是对作协的态度;
公民意识,有社会责任感:比如对厦门px的关注,比如帮助路人;
生活态度,有健康的心理:纯属个人感觉。聚光灯下,不变态很难,难得韩寒还有平常心。我挺认同韩寒自己说的“并不叛逆”;
职业精神:爱一行做一行,还都能做好,比如半月前夺得2007华赛CFR全国汽车场地锦标赛中国量产车1600cc组年度车手总冠军;
挣钱的能力也很强:现在越来越认同一个人赚钱的能力了,以前一直回避这一点。而且“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这八个字说起来容易,真正做好很难;
还有,人也长得挺帅的,作为公众人物,这点还是很重要的,比如看了郭敬明的照片,吃饭就会很困难。
......
突然说起这些,是因为昨天看了南方周末对韩寒的采访。一群“80后”又加入作协了,想起n年前,一个同事让我帮忙写入党申请书,俺劝他别入,说意思不大。回答说,反正又没啥损失。俺说:怎么会没损失呢?比如说,以后你要碰到像俺这样的人,立马就瞧不起你,这不是损失吗?何苦呢?
南方周末:你怎么看待张悦然、小饭、郭敬明等大批“80后”作家加入作协这件事?
南方周末:怎么看待那些和你一起出道的年轻人的改变?加入作协、买房、结婚、生子、赚钱。
南方周末:你也会老的,你能永远保持少年偶像这个形象吗?
November 08 在消费时代缅怀包老
几天前在闾丘露薇的博客看到一篇南方朔的文章《消费时代的政治与媒体之病》,里面说: November 07 昔人已逝,火尽薪传? 上周六参加了包老遵信的遗体告别仪式,该说说了。 从殡仪馆出来到饭馆,窗外和两年前一样,依旧是阳光灿烂,依旧是车水马龙,一群人亦步亦趋跟着导游的小旗子穿过人行横道。恍惚间,不知今夕何夕,身在何方。 桌上还发了包老的生平简介,里面有张照片是包老当年在北大三角地演讲。 我们都知道那个时代早已结束,但只有在某些时候你才会体会得如此深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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